任泽平：中国经济正站在新周期的起点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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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过四十年的高速增长，以及近十年的结构转型和增速换挡，中国经济正步入L型的一横，站在新周期的起点上。

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、动力引擎和周期特征将与过去完全不同，这是一个新经济周期、新全球化周期、新科技周期、新人口周期和新地产周期，我们唯一所需要做的是顺势而为，积极拥抱新周期。

笔者在2014年提出“新5%比旧8%好”，2015年预测“经济L型”，2017年提出“新周期”，2019年提出“新基建”。十年后，这些预判均被验证。

基于新周期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是一个系统性分析，旨在洞察国际形势、经济发展、人口、科技、地产等的深刻改变与全新未来，它是一个旧秩序瓦解、新秩序重建的成长过程。

一轮完整的中国经济新周期大致跨度30年左右，分为三个阶段，即新经济增长动力的萌芽崛起期、成长壮大期、成熟发展期。

第一个十年，旧的增长动力开始式微，新的增长动力开始萌芽崛起，但尚未能取代旧动力，过去的平衡被打破，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阵痛期和调整期；

第二个十年，新的增长动力快速成长壮大，新增长动力逐步取代旧增长动力成为经济结构的主力军，经济呈现新气象；

第三个十年，新的增长动力步入成熟发展期，经济周期和产业结构步入稳定发展阶段。

现在我们尚处在新周期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段，站在新周期的起点。

展望未来，我们需要用新周期的理论框架和视角，解释当下，推演未来，才能在混沌之中拨云见日。
中国经济新周期由五大周期组成：

新经济周期：中国经济从总量到结构均发生深刻变革，经济增速换挡，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，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，新5%比旧8%好。三大红利变成了三大挑战——人口红利变成老龄化少子化，全球化红利变成逆全球化，改革红利变成进入深水区。

未来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、工程师红利以及自主创新。新5%比旧8%好，现在经济L型的一横已经出现，这是中国经济的新周期、新常态。

新全球化周期：从全球化到逆全球化，贸易战、地缘冲突、价值链重构将长期持续存在，企业从出口到出海是大势所趋，解决卡脖子技术和自主创新是国家战略。

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均问题日益凸显，发达国家内部矛盾激化，催生了民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，导致逆全球化趋势抬头、贸易摩擦加剧，从而引发一系列深刻改变。

新科技周期：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已至，中国从跟跑者变为并行者、甚至部分领域的全球引领者，新基建、新质生产力挑大梁成为新引擎。

与前几次革命中国处于技术跟随地位不同，在此轮革命中中国创新能力显著提升，全球创新指数首次进入前十；凭借强大的基础设施、完整的产业链和庞大的工程师红利，中国在技术的创新和商业化应用上展现出独特竞争力，正从全球科技的积极参与者转变为关键引领者。

新人口周期：从人口红利迈向老龄化少子化和工程师红利。目前人口结构正经历深刻转变：人口结构从金字塔形渐变为倒金字塔形，总人口连续三年负增长，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，老龄化、少子化、不婚化加剧，未富先老问题突出。

同时，中国的人力资本质量实现了历史性跨越，工程师规模近2000万人，形成庞大高素质劳动力体系，支撑创新驱动发展。

新地产周期：从大开发时代到存量时代，后房地产时代市场从普涨转向大分化，土地财政面临转型。房地产长期看人口、中期看土地、短期看金融。大开发时代，是城镇化快速推进、人口红利释放和土地财政等因素共同驱动，房价呈现普涨。

但随着20-50岁主力购房人群规模见顶、住房总量从短缺走向基本平衡，行业高增长阶段宣告结束。未来后房地产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大分化：一、二线城市以价换量筑底，三四线面临长期去库存。

旧周期开始瓦解，新周期正在重建。我们正站在新周期的起点，每个企业、每个人唯一所需要做的就是顺势而为，用新周期的视角看清当下、把握未来。

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。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，不恋过往，不畏将来。悲观者正确，乐观者前行，未来终将属于长期乐观主义者。

1、新经济周期：中国经济从总量到结构均发生深刻变革，经济增速换挡，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，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，新5%比旧8%好

过去40年，中国抓住市场化改革红利、人口红利、全球化红利，依靠大量劳动力、资本等要素投入，实现经济高速增长。通过市场化改革、超前布局大规模基础设施、重视教育、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，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。

2024年中国GDP规模达134.9万亿元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约占全球17%，而1990年这一份额仅为‌1.28%。中国GDP复合增速达8.3%，创造了全球大型经济体增长的奇迹。

近年中国经济的三大红利变成了三大挑战：人口红利变成老龄化少子化，全球化红利变成逆全球化，改革红利变成进入深水区。

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，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，新基建、新质生产力挑大梁成为新引擎。

2010年，笔者参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课题“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”。课题组研究了几十个国家、几百年的经济发展历史，历时一年，得出一个重要结论：中国经济正处于“增长阶段转换”的关键时间窗口。

笔者测算，如果中国能够转型成功，按照5%左右的速度再增长10年左右，大约在2033年前后中国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、跨入发达国家俱乐部，发展质量明显提高。

作者在2014年提出“新5%比旧8%好”：未来通过改革构筑的5%比现在通过刺激维持的8%要好，增长模式从速度效益型升级到质量效益型，产业升级了，步入繁荣、稳定、可持续的新常态。（19大报告明确提出“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”，淡化经济增速，强调发展质量，表明新时代的新发展理念。）

历史不会重演，但总押着相似的韵脚。现在经济L型的一横已经出现，这是中国经济的新周期、新常态。

一轮完整的中国经济新周期大致跨度30年左右，分为三个阶段，即新经济增长动力的萌芽崛起期、成长壮大期、成熟发展期。

第一个十年，旧的增长动力开始式微，新的增长动力开始萌芽崛起，但尚未能取代旧动力，过去的平衡被打破，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阵痛期和调整期；

第二个十年，新的增长动力快速成长壮大，新增长动力逐步取代旧增长动力成为经济结构的主力军，经济呈现新气象；

第三个十年，新的增长动力步入成熟发展期，经济周期和产业结构步入稳定发展阶段。

现在我们尚处在新周期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段，站在新周期的起点。

所以我们看到，近年来国家提出“高质量发展”“新质生产力”“发展和安全并重”“加快构建内循环”等重要判断。

新旧周期转换的过程伴随着旧时代的落幕、旧秩序的瓦解、旧产业的衰落，社会产生迷茫和不适，但也孕育新周期、新模式、新产业。当我们看清这一规律，用新周期的视角审视过去、当下与未来，就能理解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情。

2、新全球化周期：从全球化到逆全球化，贸易战、地缘冲突、价值链重构将长期持续存在，企业从出口到出海是大势所趋，解决卡脖子技术和自主创新是国家战略

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全球化浪潮如火如荼，但利益分配不均，酝酿逆全球化的力量。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，大量经济体乘上全球化浪潮实现产业跃升，提高全球经济和生产效率，但全球化的红利并不是完全均等地分配给每一个群体。

在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过程中，虽然美国作为整体是受益的，但利益分配并不均衡，受益的主要是在全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，以硅谷为代表的科技产业和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产业，这符合国际分工理论。

但是，美国大量的中低端制造业在竞争力上不如新兴经济体，出现了持续的产业外迁和空心化现象，导致美国的蓝领工人是全球化的主要受损部门，代表性区域是中部铁锈州。

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美国收入差距扩大和阶层撕裂不断孕育民粹主义。2010年以来美国民粹主义指数快速崛起，已接近1930年代的最高水平。反全球化、反建制、反精英，极端化、情绪化、对立化思潮兴起。

过去40年，我们享受的全球化红利成为“世界工厂”，造就了全球出口份额第一。

如今全球化红利变成逆全球化挑战，那么最好的应对就是出海。全球供应链重构，美国掀起“中国+1”，这也是中国企业扎根全球的重要窗口，从出口到出海，从红海走向蓝海，大航海时代正在到来。

中国企业出海空间巨大。90年代日本尽管经历“失去的三十年”，但日企加速出海布局，海外收入成为日本企业现金流的重要支撑，1993年日本GNI持续高于GDP，1994财年到2022年财年，海外收入占GDP的比重从3%上升到近10%。

日本制造业、高科技和五大商社联合出海，造就了很多大牛股。相比于日本众多企业海外营收占比分别为70%-80%，中国很多龙头企业海外营收占比仅10%-30%，中国企业出海至少有5倍以上空间。

中国企业携手出海，一定能诞生世界级企业和品牌，从“产品出海”走向“品牌出海”，从“中国制造”走向“中国智造”。

从生产组织能力，品牌能力，到技术实力，中国企业具备了出海条件。现在中国企业已经不是低端的代表，而是高技术、高品质和高质量的代表。目前已经有很多成功出海的案例，比如海尔、海信、联想、美的、名创优品、SHEIN 、TikTok等。

中国企业出海不是出口，一定要携手共进，全球化就是本土化，真正带动当地就业税收经济发展，因地制宜地做好产品迭代，商业模式迭代、管理迭代，融入全球话语体系。

在新全球化周期下，解决卡脖子技术和自主创新不仅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支撑，更是国家战略安全与产业升级的必然要求。

当前，全球产业链重构加速，美国推动“中国+1”战略、技术封锁升级，倒逼我国必须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，突破高端芯片、工业母机、基础软件等领域的“卡脖子”难题。

唯有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，才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占据主动，推动中国企业从规模扩张转向技术引领，真正形成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。

3、新科技周期：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已至，中国从跟跑者变为并行者、甚至部分领域的全球引领者，新基建、新质生产力挑大梁成为新引擎

我们正处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快速发展期，本轮技术以指数级速度扩散，核心驱动力发生了质变，人工智能、新能源、无人驾驶、固态电池、商业航天等领域涌现新机遇，对全球经济、社会和生活进行系统性重塑的颠覆性变革。

第三次革命的核心是计算机与互联网，实现了信息的数字化与连接；而第四次革命的核心驱动力，是以人工智能为“大脑”，以物联网为“神经”，以大数据为“血液”，深度融合5G、生物科技、新材料、新能源等技术簇，实现物理世界、数字世界与生物世界的万物智联与虚实共生。

与前几次科技革命数十年计的渗透周期不同，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技术以指数级速度扩散；AI大模型从GPT-3（2020）到GPT-5（2025）仅用5年即实现商业化，远快于互联网的渗透速度。

第四次科技革命将向更深层次发展，技术融合与产业变革将呈现新的特征：人工智能从算法革命到AI超级应用，AI应用领域会涌现更多新趋势，人形机器人率先在工业领域大规模落地，AIAgent热潮兴起，AI科研进入快速落地；无人驾驶的商业化奇点已至；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提速，硫化物路线主导；商业航天，太空经济，潜力无限。

中国在本轮科技革命中实现了从“跟跑者”到“并行者”的角色转变，并在人工智能、新能源、数字经济等部分领域成为全球创新的引领者，新基建、新质生产力开始挑大梁成为中国经济新引擎。

中国创新能力系统性提升，研发投入强度持续提高，2024年研发经费投入占GDP比重达2.68%，投入总量位居全球第二；在创新质量方面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，中国首次进入前十（第10位），在”知识与技术产出”维度排名全球第二。

中国在多个战略领域形成局部领先优势。数字经济方面，中国建成全球最大的5G网络，基站数量达419.1万个，占全球总量60%以上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迅速，核心产业规模达5080亿元，应用场景覆盖制造业、医疗、金融等主要领域；中国已在全球光伏、风电、动力电池和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占据主导地位，新能源技术的突破尤为显著，中国光伏组件产能占全球80%，动力电池市场份额达60%。

中美技术竞争态势上，中国的优势体现在领先的能源系统、基建、制造能力，产业链完整强大，成本低。电力供应是美国计算能力扩展的最严重约束，中国电力供应充足、成本低；建设与设备成本，运营维护成本均较美国低廉。

4、新人口周期：从人口红利迈向老龄化少子化和工程师红利

人口红利是过去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。1978年改革开放后，中国依靠庞大且年轻的劳动力以及与之相关的巨大统一市场，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经济体。

1962-1975年第二轮婴儿潮人口是改革开放40年的主力劳动力。在人口结构上，1949–1970年代为典型金字塔结构，人口结构为年轻型，出生率高、死亡率快速下降，人口快速增长；1980–2010年，向长方形过渡（成年型），出生率下降，人口增速放缓，劳动人口占比上升。

当前人口红利正渐行渐远，劳动年龄人口下降，老龄化、少子化、不婚化加剧，面临“未富先老”局面；中国从典型的“金字塔”逐渐演变为“长方形”，未来还将进一步向“倒金字塔”发展。

2010年至今人口金字塔为长方形结构，老年型，老龄化加速，少子化明显，人口总量负增长；联合国预测至2050年，人口结构将变为倒金字塔形。

（1）总人口连续三年负增长，2022年总人口141175万人、同比减少85万人，人口总量开始见顶回落，进入负增长时期；2024年中国总人口不足14.1亿，已经连续三年负增长。

（2）劳动规模持续萎缩、占比大幅下降，未富先老：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、2013年见顶，2010-2023年15-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从10亿降至9.6亿，占比从74.5%降至68.3%，预计到2050年降至约58%。在长期低生育率背景下，中国15-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年、2013年见顶，而日本、美国、英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分别在1991、2009、2013年见顶，当时的人均收入远高于中国。

（3）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：2021年开始进入深度老龄化，2024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上升至15.6%，预计在2032年左右进入占比超20%的超级老龄化社会。2021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4.2%，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,2024年为15.6%。

（4）少子化：出生人口在2016年达1786万、创2000年以来峰值；但2017年开始，出生人口连续七年下滑，2023降至902万人，继续创历史新低。

（5）不婚化：年轻人对组建家庭、养儿育女的意愿逐渐下降，对婚姻的依赖不如以往强烈，单身经济盛行。2013-2022年，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从1346.9万对的历史高点持续下滑至683.5万对，降幅49.3%，2023年结婚登记对数768.2万对，同比增长12.4%。

与此同时，人口素质的提升、人才红利、工程师红利为经济转型提供了新动力。研发人员总量已跃居全球第一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0.8%，接受高等教育人口累计2.4亿人，科学家与工程师队伍规模近2000万人，形成全球最庞大的高素质劳动力供给体系，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核心支撑。

（1）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：202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0.8%，较2012年（30%）实现翻倍，累计向社会输送5500万高素质人才，接受高等教育

（2）研发人员总量全球领先：2021年国内研发人员数量达571.63万人，较2012年（324.68万人）增长76.1%，年均增速6.6%；202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3.6万亿元，研发投入强度2.68%，超过欧盟平均水平，创新活力持续释放。

（3）工程师队伍全球最大：16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1.21年，比2023年提高0.16年。中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程教育体系，工程师总量从2000年的521.0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1765.3万人，年均增速为6.3%。

5、新房地产周期：从大开发时代到存量时代，后房地产时代市场从普涨转向大分化，土地财政面临转型笔者十多年前提出房地产标准分析框架：房地产长期看人口、中期看土地、短期看金融。

2003年-2013年为房地产高速发展阶段。1998年，国务院发布《关于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》，正式终结福利分房制度，全面启动住房市场化改革；2003年-2013年为房地产高速发展阶段，2003年，房地产被正式定位为“支柱产业”，政策支持力度加大，人口红利、城镇化、土地财政三因素推动，地产销售面积、销售额、投资增速均保持两位数增长，需求爆发、房价单边上涨、高杠杆高周转。

2014年，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首次出现负增长，库存压力上升，房价涨幅趋缓；2015–2017年，棚改货币化造成三四线城市“小阳春”。2018以后，总量见顶、结构分化、存量运营；2021年Q3以来，市场全面转冷，房地产进入深度调整期。

当前房地产大开发时代落幕，后房地产时代大分化，一、二线城市以价换量筑底，三四线步入较长时期去库存。从需求看，中国的人口红利是1962到1976年这一波婴儿潮，20岁到50岁的人是买房主力人群，其规模于2013年达峰值。

供给看，1978-2023年，中国城镇住房套数从约3100万套增加至3.7亿套，套户比从0.8增至1.07，中国的住房供给已从短缺走向总体平衡。需求峰值已过，高增长时代落幕。2024年我国城镇化率67.0%，未来城镇化还有较大空间，但速度会放缓。

这些都标志着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告别高增长阶段，步入后房地产时代。未来房地产一二线城市人口流入的区域还存在保值的可能，而其他的三四线城市将伴随着人口流出而步入漫长的去库存和出清。

后房地产时代，简单取消限制性措施已不能实现楼市企稳，政策应从被动放开转向主动提振。

后房地产时代，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，房地产政策的重点从防过热转向防过冷，行业发展模式从“高负债、高杠杆、高周转”转型“高质量、高科技、高能级”，抓住改善型需求、养老地产的新机遇。短期看，三招可救地产：

（1）组建5万亿以上的大型住房银行收储，利率要低、期限要长、规模要大、分配要公平。同时，严控增量，商品住宅去化周期超过36个月的应停止新增用地出让。

（2）降低利率和税费，包括降低存量房贷利率，配合降低相关税费，减少购房成本，为居民减负，并通过降准等降低银行负债成本。

（3）全面取消限购，回归市场化，释放刚需和改善型需求，广州已全面放开，后续其他一线城市也应该逐步全面放开。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：“因城施策调减限制性措施”。对于生育家庭，给与住房生育补贴。

长期看，以“城市群战略、金融稳定、人地挂钩、房地产税和租购并举”为核心，可以加快构建房地产新模式。

综上，总的判断：经过四十年的高速增长，以及近十年的结构转型和增速换挡，中国经济正站在新周期的起点上。

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、动力引擎和周期特征将与过去完全不同，这是一个新经济周期、新全球化周期、新科技周期、新人口周期和新地产周期，我们唯一所需要做的是顺势而为，积极拥抱新周期。

一轮完整的中国经济新周期大致跨度30年左右，分为三个阶段，即新经济增长动力的萌芽崛起期、成长壮大期、成熟发展期。现在我们尚处在新周期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段，站在新周期的起点。未来我们需要用新周期的理论框架和视角，解释当下，推演未来。

文章来源于泽平宏观团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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